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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超地理学文选》序(作者:黄秉维)  
          2010-05-25    【关闭】  
 

作者:黄秉维*

林超先生与我初识于1930年夏秋之交,至1991年6月他病逝北京,前后60年。在此60年中,大约有50年,我们工作地点相距不远,见面的时间较多。我在中山大学地理学系肄业四年,他是该系助教,更几乎天天把晤,气求声应,从无间言。数十年知交,溘然长逝,怅望冀北,但见松丘,回首岭南,哀思藉藉。在我心目中,林先生是志切为祖国,为人民,终生为地理学研究与地理教育而惮精竭思的“谦谦君子”。在我们青少年时期,外侮日亟而民生困穷,凡稍有血气的知识分子无不深怀悲愤,志切为民富国强而尽其献替。但各人所选择的道路不同,更有不少人经不起挫折与诱惑而中途易辙。林先生与我所抉取的是从事地理学工作。1930年他从云南考察归来,便再三向我谈论云南的国界问题。他自己亲切的体会,加深了我的体会,这使我常常想到国境以外虎视鹰瞵,中国地理学者就应在边疆踏破铁鞋,寻幽探奥。当时他是英俊青年,体质康强,步履矫健,跋涉修阻,如旅行于平川,我却是文弱书生,一登峻坂,便气喘腿酸,对他深心钦羡,亦油然而起仿效的决心。第一次与他和十几位同学,随克勒脱纳教授去白云山实习。白云山高不过300多米,行半小时,我已脸色发蓝,想到林先生在云南历尽崔嵬,想到中国地理学者有责任研究祖国的山河,祖国的边疆,便又鼓勇而前,数度坚持,便居于地理学系中最善于而且勤于跑野外的学生之列。林先生爱祖国、爱人民,而致力于地理工作。这与我志同道合。1931年日军侵我东北,中山大学群情愤慨,集会游行。林先生在会上表示赞成游行示威,但不主张罢课。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因为他和我都接受于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林先生原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肄业,在1929年他进入四年级时,校内新建地理学系,他选修地理课程,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系主任克勒脱纳也很赏识他的才能,于1930年与他一起去云南考察,并提请聘任他为地理学系助教。林先生不仅要从事地理研究,而且抱着要办好中山大学地理学系的决心。他认为有健全的机构,才有可能顺利推动研究工作。1934年他将去英国进修,曾再三劝我放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留在中山大学,协助维持和发展以野外考察为重点的传统。我缺少他所具有的事业心,不懂得完善的组织在科教事业中的重要性,不会、甚至厌烦做组织工作,所以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宁愿离校北上随遇而安。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解和才能都远在我之上。他一生的地理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林超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一文中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这里只作简短补充。林先生晚年数次罹病,体力已衰,但一听说出版了比较重要的文献,就如饥如渴地借到手。地理学的综合性是他在30年代初期就已牢牢建立起来的思想,所以对地理学的离心倾向特别关切。从他的谈话中,他还表达了一种信念:各分支的对象在客观上互相关联,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有赖于综合,因此地理学的综合性可以屡经浮沉、起伏,决不会终久消亡。我们为此而作的努力,其作用仅在缩短迟疑坐困的时间。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科学家,于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以后,在3年前,倡议建立所谓地球系统科学,事实上就是全球规模的自然地理学。最近此一方向的工作又扩大范围,兼及有关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其主旨,其领域,与地理学几无二致。可惜此一进展出现于地平线上时,林先生病情已经很沉重,来不及从文献中看到他的预见已从另一蹊径成为事实了。“君子”是我童年、少年在旧社会中学习古书时形成的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概念。我说林先生是谦谦君子,首先是由于他守正不阿,从不为自己名利地位而玩弄手段,损人益己。他正道直行,不断地积极工作,即使在工作条件很差,经济情况很困难的时候,他还是安之若素,不悲观失望,不止步不前。他与人交往,其淡如水,从不结帮结派,更未尝曲意逢迎,苟悦取容。自他身上,我虽未见到过洋溢的热情,但他关心、照顾、体谅别人的襟怀却如清泉长流,涓涓不绝。从他口中,我没有听到过虚伪的谦逊,他服从真理,不固执。也不随人然诺的精神却坚持不渝,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林先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品德,匆促中命笔,不能一一列述,确切概括,尤其困难。用“谦谦君子”一词,姑以藏拙,“非得已也!”林先生的成就与行谊为国内外同行所敬重。他的著作散见于60年以来的多种刊物,遴选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编成此集出版,以便参考,并铭记林先生参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拓和领导的勋勤。

(原载于《林超地理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有删节)


*黄秉维(1913-2000),1953年至2000年在所。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