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网站
 
 
  领导关怀   历史丰碑  
  历任领导   两院院士  
  著名人物   创新人才  
  专题文章   所庆报告  
 
 
     
  当前位置:首页 > 回忆回顾  > 科研工作回忆  
  酒泉农业区划的回忆(作者:杨勤业)  
          2010-06-21    【关闭】  
 

作者:杨勤业*

1.前奏

1963年11月,自然地理研究室副主任杜炳鑫先生通知我到北京科学会堂集中,为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工作。

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前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筹备一个大型的区划成果展览。为此要对原有的区划研究成果进行修改订正,并把它们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出来。参加自然区划修改订正工作的有黄秉维、程纯枢、文振旺、曾昭顺、陈梦熊、汪安球等老一辈的科学家。当时,黄秉维先生经常连续工作到凌晨,还经常召开会议,遇到疑难的问题就请有关的科学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在这种场合我多是做会议记录。准备工作从头年深秋直至翌年春天,延续了3个月,京外的老先生都没有回去过元旦。元旦的早餐桌上,文振旺、曾昭顺等先生,文振旺先生的助手臧双和我坐在一起互祝节日问候。早餐后又接着工作。黄秉维先生更是夜以继日。为了对全国自然区划东北西部的界线进行修改,他请来土壤研究所蔡风歧、蔡伟奇等到过现场的年轻同志发表白己的看法,黄秉维先生把地图平铺在地上,一丝不苟地认真核对修改。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也给我很深的教育,几十年来我一直都记着那难忘的场面。那时,我来所不久,一直以为黄秉维先生十分严肃,不拘言笑,一心只有工作。许多人似乎也这样认为,其实不然。黄秉维先生也有性格的另一面。有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在会前准备期间,为了调节气氛,每个周末晚上都安排了不同的文艺晚会。有一次是放映西班牙原版电影,黄先生一个人独自去了放映厅。我问他能听懂吗?他回答说,我就是要看听不懂的。多幽默的回答!还有一次,舞台上表演用扑克牌变魔术,需要一个观众配合。黄先生竟然从后排观众席起身,一直走到台上帮助完成了节目。你能说黄先生没有生活的情趣吗!?

1964年初春,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展览也同时正式举行。科学会堂一层的会议室临时改为展室。展品十分丰富,从自然区划到农业区划,从各要素部门区划到综合区划,从县级的区划到全国区划,有江苏省的全套农业区划,还有广东省东莞县的全套农业区划,大幅地图和各种出版物把展室布置得满满的。那天下午,我值班负责守卫展厅大门。李富春、谭震林副总理,张劲夫、竺可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以及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先后来参观了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以后,中央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挂靠在农业部,有关区划研究工作正式在全国开展起来。1965年3月,黄秉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一文。凭我个人的直觉,这篇文章就是黄秉维先生在1959年区划工作的基础上,为这次准备会议的研究工作做总结。它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自然区划划分的目的、依据、方法、结果以及区划结果应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2.准备

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以后,地理研究所决定在甘肃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开展农业区划研究。1965年2月9日,自然地理研究室副主任汪安球先生通知我准备去兰州,2月11日于强副所长就找黄勉先生和我谈话,给我们交待的任务是向甘肃省有关方面介绍河北邯郸区划的经验,促进地理研究所在甘肃开展区划工作的落实,包括组织落实、计划落实和工作落实。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详细地讲了他的意见。他让我们先行到兰州联系,与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金仲华主任接洽,并要去听取施雅风先生的意见。

黄秉维先生一直在思考和关注着自然区划怎样为农业服务的问题。1964年和1965年他以“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与农田自然条件研究,谈稳产高产农田建设对象的自然条件综合分析”为题,在《地理》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文章。对自然区划为农业服务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思考。黄秉维先生在文中提出提高现有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建立以多年生木本作物为对象的农业和建立具有半工业性质的农业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设想。2月12日黄秉维先生从业务方面出发给我作了详细的指示。他从河西走廊的气候、作物,谈到土壤、动物。他指出,河西走廊的土壤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不仅资料少,而且在方法上也有过粗的问题,如不能仅仅用水溶性氮的多少来评价土壤的氮含量,对土壤含盐量也注意不够。他指出,为了使区划成果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必须与研究农作物、研究农业土壤的同志合作。他还说,河西走廊的土壤问题也很复杂,可以逐步搞,一个一个元素研究。就土壤的氮磷钾而言,河西走廊的氮是主要的,磷虽有些问题,但含磷不低。土壤的钙含量多,在土壤pH值高时,钙与磷结合而难溶于水,无法利用。钾缺得不多,但受钙、钠含量的影响。水溶性氮在土壤中不会保留太长时间,河西走廊春天温度上升快,使土壤中的氮含量也表现不足。黄先生的详细指示给我们当年开展自然区划研究指明了方向。

2月14日我们到达兰州,受到甘肃省李副省长的接见,和各单位联系接洽十分顺利。2月27日我们回到北京并向所领导汇报。2月14日黄秉维先生又一次找我谈河西走廊的区划问题。他指出,在河西走廊做工作不研究水的问题是说不过去的,将来完成的区划成果应该是自然和经济方面的同志反复讨论的结果。这是我所记得的他关于开展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最早的阐述。3月初,黄勉、傅肃性和我作为先遣人员再次到达兰州。

3.预察

1965年4月初黄秉维、邓静中、杜炳鑫、郭焕成先生等到达兰州,并确定对河西走廊进行预察。这是我第一次跟随黄秉维先生到野外去考察。在甘肃省委接待处弄到一辆苏联生产的“嘎斯69”,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吉普车了。但是,车窗很小,坐在车里面看不清外面的情况。

我们一行就乘这种吉普车从兰州出发,沿庄浪河西北行,过永登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乌鞘岭,直抵河西走廊。从4月6日一直持续到4月30日,共计24天,先后考察了武威、张掖和酒泉。在酒泉,除考察周围的绿洲农田、嘉峪关附近的戈壁外,还一直向南穿过祁连山脉到达青藏高原北缘的当今山口。为了便于观察,黄秉维先生力主把吉普车的篷布摘下来。记得当时的河西走廊尚寒气逼人,加上海拔较高,霜雪常见,但他全然不顾,目不转睛地观察路边的一草一木。每到一地,行装未卸,也来不及洗去尘土,他就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投入调查访问中。黄秉维先生的普通话带着不少南方口音,较难与当地干部和老乡沟通,此时,我就成了他的翻译。黄秉维先生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仔细进行调查访问,详细地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以便回到室内分析研究。黄秉维先生在野外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给我很大影响。在后来的野外考察中,我只要一坐上车,就好像子弹上了膛一样,全神贯注,不敢有丝毫放松,这就得益于黄秉维先生行动的教诲。在这次预察的过程中,黄秉维先生先后于4月9日、4月11日、4月20日、4月23日和4月29日就河西走廊的区划工作比较系统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4月9日晚,黄秉维先生在酒泉给我们介绍了春小麦全生育期与环境条件的关系,这是我从地理系毕业后第一次接受农学与环境条件关系的知识,为我后来进行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4月11日,在全体预察人员会议上,黄秉维先生根据他的初步认识,谈了冬小麦能否生长、土壤肥力、荒地开垦与可能发生的次生盐碱化、水的供需平衡、金塔县有无必要继续种植棉花、小麦能否充分利用气候条件以及造林是否一定要追求30%覆盖率等酒泉地区存在的有关农业的7个问题。4月20日,黄秉维先生总结了整个酒泉预察的情况,认为进一步的工作应该是点面结合进行。4月23日,黄秉维先生与酒泉地区党政领导交换了意见,认为酒泉的工作应该先搞专题后搞区划,以专题为主,才能更好地为生产服务。黄秉维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地区党政领导的赞赏。4月29日,黄秉维先生提出了公社一级的调查研究提纲。这个提纲成为当年自然地理组正式开展酒泉区划工作的指南。由谭见安先生领衔完成的酒泉地区自然区划中就专门设置了作物生产与自然条件一章。6月,来自各方面的人员先后到达酒泉,酒泉地区区划工作正式开展起来。这期间我一直没有离开甘肃,到1966年元旦过后才回到北京。等待我们的是“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文化大革命”。

4.安西记忆

酒泉区划开展以后,我一直在包括敦煌、安西、玉门在内的西线一带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住在安西县城。

甘肃省安西县总面积2.41万平方公里,是连接甘、青、新、藏四省区的交通枢纽。安西之名,起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帝在安西布隆吉大败葛尔丹部属3000余人,始称“安西”,取义“安定西域”。安西,古称“瓜州”,自古就以盛产“美瓜”而名扬中外。2006年改称“瓜州县”,标志着从1913年设县至今、沿用了93年的“安西县”从此成为历史。安西县城不大,今天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至今全县只有10万多人,记忆中当年县城内只有一条街道,而且还是土路。每当风起就灰尘扑面。我们每天外出工作,晚上就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安西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在地形上北边有马鬃山,南面有祁连山,西宽东窄,由西面刮过来的风突然遇到地形变窄,狭管效应的作用,风力突然加大,所以,安西以风大风多而著名。当地老乡说:安西一年只有一场风,从年初刮到年终。有一天外出归来正好赶上大风。街道上已经不见路人,招待所的服务员也不知去向,我们没有钥匙房间门打不开。偶然得知服务员都在城外拉飞机哩,我们赶忙去看。原来,城外广场上停了一架撒农药的小型安-2飞机,正被大风刮得往前滑动。县里的干部都在现场用绳子拉着飞机防止出现意外,大家坚持了1-2个小时风才慢慢减弱。可见安西的风有多大。

安西县城实在太小了。县城里只有一家小照相馆,平常还看不到它开门。一天,竺可桢副院长在检查河西走廊治沙工作的途中,前来安西视察工作。临走前决定和全体在安西的研究人员一起照一张合影。那个年代大家随身都没有带照相机,不得不请照相馆的人来帮忙。大家排好队,竺老坐在前排正中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一连照了两张。竺老和大家告别后就启程回兰州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摄影师慌慌张张地找到我们,说从来没有给这么大的首长、给这么多人照过合影,一时紧张竟然忘记给照相机装胶卷了,问我们能不能再补照一张。天哪!这是能补的吗?就是再把大家集合起来又有什么用哩!竺老已经离开半个多小时了。没有能留下与竺老的合影成为许多人终生的遗憾。

在安西附近的戈壁滩上挖土壤剖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表面虽然相对松散,但越挖越硬,整个剖面全是碎石,铁锹打着石头还会击出火花。头上顶着骄阳,全身汗流浃背,周围连一棵能遮阳的树都没有,总想少挖几锹,赶快结束战斗。有一次随同文振旺先生外出挖土壤剖面,可把我们累坏了。文先生体型较胖,剖面小了,他无法下去。他开着玩笑的说,挖,要有1米见方,教科书上都是这样写的,再说太小了,我下得去吗?就这样的剖面,一天要挖2-3个。如今像这样自己挖土壤剖面的大概已经不多了。

河西走廊的民俗纯朴。有时也在老乡家里吃上一顿饭。当地老乡的家常便饭叫“山药米拌面”,就是小米和土豆煮的粥,里面还有几根面条,来上一碗,连汤带水全下到肚子里,既解渴又解饿,还富有营养。你要向老乡问路,那就要小心了。他往往用手一指,在那边……。尾音拖得长长的。尾音拖得越长,路程越远。有一次一个“在那边”,让我们冒着风沙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

在安西工作期间,有机会造访敦煌莫高窟和距县城东南约70公里戈壁滩上的锁阳城,也算增加了一些历史知识。锁阳城原名苦峪城,始建于汉,兴于唐,此后历朝各代都不同程度地重修和利用过,又历经战乱,明朝闭关后遭废弃。锁阳城因物命名,城名缘于清代民间,因周边盛产沙漠植物锁阳而成为其集散地,锁阳地名因而闻名于北方乃至全国。锁阳城是丝绸之路咽喉上的一大古城。在河西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方面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锁阳城附近有一大片非常开阔的绿洲,是酒泉郡与西域联系的纽带。锁阳城具有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军事防御系统和古代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同时,也是古代沙漠化演进过程历经沧桑变化的典型标本。据说薛仁贵征西时曾经到过这里。20世纪60年代,这里还没有开发,只见到处是残垣,地面还偶尔能找到古代遗留下来的陶器碎片。

在敦煌莫高窟,除了参观壁画,重要的是听取了当地同志关于赵松乔先生为解决莫高窟被流沙掩埋问题所做工作的介绍。60年代初,有人仅仅根据2-3个月的风沙移动观测就发出“30年内鸣沙山和三危山将东移埋压莫高窟”的危急信号,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赵松乔先生受命处理这个问题。他从当地基岩和盛行风向等方面综合研究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莫高窟不可能被沙压,没有必要花费巨资去“治理沙漠”,搬迁文物。我们去的时候各方意见还存在差异,领导也还有些踌躇,但竺老支持了赵先生的意见和看法,也得到当时文化部领导的首肯和采纳,避免了巨额投资的浪费和珍贵文物的搬迁损失。这让我们了解了老一辈学者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了解了地理学还是能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酒泉农业区划是我从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参加如此长时间、如此大规模的野外工作,和老一辈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们的艰苦作风、治学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也体会到野外工作的酸甜苦辣,一直都刻记在心间。



*杨勤业(1940—),1963年至退休在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