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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综考会的不解之缘(作者:武素功)  
          2010-09-17    【关闭】  
 

我和综考会的不解之缘

武素功

1956年的3-4月间,我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工作不久,所领导就命我跟随吴征镒先生参加中苏合作的“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到云南出差,分配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到考察的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联系出发的准备事宜。我找到了不久前才成立的综考会办公地点—中科院院部所在地的文津街,从此我就和综考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5月初,我同植物所参加考察的人员坐火车先到南宁,再乘汽车、火车,几次倒车,辗转到了昆明,住进翠湖宾馆。考察队能住上当时昆明最好的宾馆,我猜想一是因有苏联专家,再者中方各专业的领导也均是泰斗级的人物,如昆虫专业的刘崇乐,是考察队中方队长,植物专业吴征镒、蔡希陶任副队长,此外还有任美锷、刘承钊、郑作新、李传龙(蝴蝶专家)等。云南省非常重视这次考察,由省办公厅副主任李文亮负责接待,具体联系人是段亚华(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考察队的任务是考察紫胶虫的分布和生长情况以及可能种橡胶的宜林地,同时也对当地的生物区系、植被生态进行调查。我被分在植物区系组,考察的第一个点是屏边的大围山。大围山现已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地,而那时大部分地点还是人迹罕至,基本保持了原始状态的森林。参加区系调查的成员均是当时各专业的优秀中、青年佼佼者,如研究动物地理的张荣祖,研究植物分类的冯国楣、王文采以及云南大学的朱维明,研究植被生态的是复旦大学的周纪伦、高沛之等老师。考察队从昆明乘滇越铁路线火车,经蒙自到腊哈地,再骑马上山到了驻地。四周就是茫茫林海,郁郁苍苍,遮天蔽日,林下是形态各异,奇奇怪怪的灌木和草本。面对如此原始的常绿阔叶林,所有参加者包括苏联专家均感到新奇和振奋。我则是个20岁刚出头的植物学门外汉,更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白天跟着这些年轻的老师们采标本,认植物,做样方,晚上在煤油灯下,吴征镒先生边看我们翻标本就边讲是什么植物,有什么特征,并用拉丁文说出属、种名称,苏联专家和中方人员则埋头迅速记录。  

当地政府主要用竹子为考察队搭建了两排平房,屋内还是用竹子和茅草搭成距地面30-40公分高的床,条件相当不错了,可正值雨季,每天几乎都会下一场雨。茅草房并不能完全遮风挡雨,白天泥水一身,晚上还得防备暴风雨的袭击,有一晚暴雨就将我同屋人的鞋冲走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我学习和研究植物的人生。  

大围山考察结束后,转到金平县的分水岭和与越南交界的勐腊坝。分水岭的海拔2000米左右,植被与大围山相近。见到的植物虽然还说不出名字来,可总有些“面熟”了。而勐腊坝海拔只有300-400米,四分之三的面积是森林,植物种类的热带性更强,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由部队建立起多个亦农亦兵的农场,正在大量砍伐森林,开辟农田,种植橡胶。在这里生物区系组各专业均有很大收获,植物组采集到许多不知科属的种类。那年冬季,吴征镒和王文采鉴定考察采到的标本,发现了不少新种和新属的中国新记载,据此材料,1959年发表了“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区植物区系的初步报告”,文中对云南热带区系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这是中国学者第一篇系统研究云南热带植物区系的论文,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昆虫组也找到紫胶虫的寄主“牛勒巴”,是豆科黄檀属植物的一种。考察结束,刘崇乐先生让我将采到的幼苗带回北京(当时昆虫所和植物所均在北京动物园内办公),还特别交代“不要让它枯死了”。回到北京后我交给他,幸好苗还活着。  

1957年,昆虫组到景东筹建紫胶工作站,即现在云南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所的前身,植物组转到西双版纳考察。西双版纳归思茅行署管辖,去之前我们曾听说40年代的一场瘟疫,思茅城人烟绝迹,老虎住进了县政府。这传说不知是否真实,但1957年思茅城里确实连一幢像样的房子也没有,考察队住到离思茅40公里的普文农场。担任行署建设科科长的庄承藻,安排考察队的吃住事宜,后来他调入了综考会。植物区系组在冯国楣先生的带领下,住在公路边搭起的窝棚里,逐段进行考察、采集。公路修通不久,有些路段还是毛路,少有车辆通过,野生动物很多。一到黄昏就能听到马鹿和麂子的叫声,此起彼伏,相互呼应。现在已是茶园、橡胶地的关坪和大渡岗等处,当时是原始森林最密集和野生动物的出没地。有一天我们考察途中走到一溪沟的半山坡,竟然见沟底有狗熊和豹子在打架,吓得我们赶紧向后退,并用手中的工具—斧头、砍刀,击打树干发出响声惊跑了它们,过后真有些后怕。  

云南南部的考察一直延续到1959年,其时,考察队经常在昆明的人很多。我虽然仍属于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可因一年中有大半年在昆明,无形中就成了昆明植物所的职工了(正式调到昆明是1961年),并代表昆明植物所参加一些考察活动。参加“南水北调”考察就是如此。  

1960年初,我作为昆明植物所的代表,随同云南省张冲副省长到北京参加南水北调西线调水的会议。会议将讨论和布置沿调水线路的生态和资源的综合科学考察,主持单位仍是综考会。会上水利部冯仲云副部长,水文学家、考察队副队长郭敬辉,张冲副省长均讲了话。前两位的讲话已记不清了,而张冲的讲话还记忆犹新。大意是:我张冲前半辈子未给人民做什么好事,后半生一定要多做些好事。南水北调调水是共产主义的工程,我可能看不到完成了,可一定协助把云南境内与调水有关的事办好。会下我听他的随行者说,张冲是彝族,曾任过滇军的军长,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台儿庄战役,1945年加入了共产党。担任省里领导后一直关注水利建设,对南水北调工程情有独钟,并有自己的设想。此话不错,会中讨论就听他说打隧道将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连通,并讲现在挖煤矿的技术就完全适用。他的办法是否可行,我们无从判别,但他对人和善,没有架子,对调水工程的执著以及他的传奇经历,给我的印象很深。  

北京会议后,云南参加者均被分到川西滇西北分队,队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培桐教授,业务副队长好像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一位工程师。可能认为我是云南“当地人”情况比较熟悉吧,队里就让我和林土所盛世俊同志负责采购食物,联系马帮等事。我们从丽江出发到维西,在县供销社买了些蕨菜、竹叶菜、粉丝等干菜和数量少得可怜的腊肉。队伍沿澜沧江而上,从岩瓦乘独木船过了澜沧江,一路顺利。翻越碧罗雪山时却遇到麻烦——驮运行李的马匹半夜才赶上来,走在前面的队员们在西哨房(横断山地区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高山,在大路经过的山脊两侧,分别修有简易的房屋,供行人歇脚,称为哨房。东侧的称东哨房,西侧的称西哨房)当了半夜的“团长”。到了贡山县政府所在地茨开,全队分两组,一组进独龙江,一组到西藏的门工,我被分在此组。沿怒江而上,走到齐那桶,路变到对岸,只有用蹓索过江。那时过蹓可不同于现在有钢索和用金属制造的滑轮。蹓索是用竹子扭成,两端分别用圆木桩固定在岸上。用约40厘米长,25厘米粗的圆木,从中劈成两半,将其中一半的中间挖个横向的浅槽,在保有一定厚度的地方通个洞,穿一条皮绳就是过蹓的工具了,称蹓桶。过渡时将蹓桶放在蹓索上,用下垂的皮条将过蹓者绑牢,过蹓者两手握住蹓桶抬脚离开地面,就可一滑而过。队员中除昆明植物所的吕春潮同志有过经历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如此简陋和原始的渡江工具,心里都有些打鼓!只好在渡口扎营两天,每天就是看当地老乡怎么过蹓。第三天请来乡长协助,将人员、行李及几匹驮马渡到对岸,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 此后,过丙中洛,翻松塔雪山,再下到怒江河谷到了西藏的门工。在部队战士的护送下,经扎囊碧土,翻过梅里雪山的索拉垭口回到中甸,差不多走了两个月。 

横断山地区的植物同云南南部的植物绝然不同。从低海拔的干热河谷有刺的灌草丛,到高海拔的云、冷杉林,还有流石滩上奇奇怪怪的垫状植物……。如果说参加云南南部的生物资源考察使我迈入了植物学的大门,那么南水北调的考察就更引起我对研究植物的兴趣,想登堂入室了。

南水北调考察野外工作结束后,1961年我正式调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在室内整理野外资料,鉴定标本,以便撰写报告。可紧接着的却是各种“运动”。参加两年的“四清”,还未结束,“文革”就开始了。其间除作过中草药调查外,几乎没有其他研究工作,我以为从此与综合考察、与综考会绝缘了。直到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的综合科学考察,我的经历才又与综考会联系起来。

说起来我参加青藏队还真有点戏剧性。1973年的一天,才恢复工作不久的吴征镒先生找到我说,现在科学院组织到西藏考察,本没有我们所的名额,北京植物所给了我们一个名额,你愿不愿去? 愿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到成都报到。当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每天不是学文件就是劳动,心里对以后的工作、对前途均十分彷徨。听到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没什么可准备的,第二天卷起铺盖就上了火车。到了成都记不清是韩裕丰还是曹文宣—他们都我是南水北调考察时的老相识,接我到了队部,孙鸿烈副队长端给我一碗水还未喝完,就上汽车出发了。从此我又和综考会续上前缘,一直延续到青藏考察结束。青藏考察期间,同综考会联系就更密切了。这是由于青藏考察的三个阶段,对西藏自治区、横断山、喀喇昆仑、昆仑山和可可西里的考察我都是参加者,时间延续达20余年。青藏考察总结,如编写《西藏植物志》等,又集中在北京进行,我到项目主持单位的机会自然更多,综考会好像成了我自己的单位。尤其是1989年开始的可可西里考察,虽然我是队长,可无论是业务组织工作还是行政事务,均是在综考会领导下进行的。

从1956年至今,回顾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我与综考会的关系持续不断。综考会和考察队中许多人是我的老师,是同事,是最好的朋友,同他们的交往中,我吸取了多方面的知识,增长了才干。综考会中还有不少的行政人员,为完成历次考察任务,勤恳工作,甘于奉献,如田德祥、蔡希凡、唐天贵、大贯、小雷等等,他们的敬业精神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科学考察特别是综合科学考察,是地理科学、生物科学发现新现象、新规律的重要途径,综考会在组织综合科学考察中对查清我国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本底,发现和探索自然规律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给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综考会被撤消了,但综考会在组织考察和进行自然资源综合研究方面取得的好经验、养成的好传统,还会在不同的方面继续发辉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