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长已矣，精神励后人。3月26日，中科院联合中国气象局、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竺可桢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这位20世纪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重温竺先生生前的所言所行，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作为公忠坚毅、以身许国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先生最让世人敬仰的是什么？与会者一致认为，非他一生倡导、践行的“求是”精神莫属。

据浙江大学教授何亚平介绍，1936年秋，竺可桢临危受命，走马上任浙江大学校长；其后不久，为躲避战火、保存文脉，他带领浙大师生举校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1938年11月，学校行至广西宜山，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是“文军西征”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时期；竺可桢本人也刚刚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正是在这种境遇下，竺可桢在校务会上正式把‘求是’确定为浙大的校训。”

1941年，竺可桢发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结合近代科技史，再次阐释了“求是”的含义：“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飭毫不苟且。”

竺可桢本人不仅是“求是”精神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一生笃行“求是”精神的楷模——在浙大西迁中，为保护师生，他不顾个人安危，走在浙大“倒孔”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震慑了反动军警，使其未敢妄动；

20世纪50年代，在“全盘苏化”时期，被誉为“中国摩尔根”的谈家桢教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竺可桢公开为他鸣不平：“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谈家桢后来回忆说：“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噤若寒蝉，他却敢于站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不忘的。”

在文革动乱时期，竺可桢“不随不惑，正气凛然，充分表现出一位正直科学家崇尚真理的高贵气质”。1968年2月，在中科院造反派策划的一次会议上，他甘冒政治风险，力排众议，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所谓中科院17年来“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谬论。

他在批阅中科院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指出，第四个五年计划只是一个“赶”的计划，谈不上“超”。我们已经落后很多，要赶人家，就得比人家进步得快，先赶得上才能谈“超”。

“‘求是’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是竺先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浙大校长杨卫说。

记者感言：明辨是非、追求真理，是治学科研最基本的准则、最起码的要求。时事虽异，“求是”永恒，如今那些为了名利而造假数据、盗取他人研究成果的“学者”，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专家”，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自去年冬天钱学森先生逝世至今，关于“大学教育如何办”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从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先生一直担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他的办学理念、治校之道，不无启迪。在他看来，“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他特别强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杨卫介绍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13年，始终把聘请一流教授作为首要事务。他以自己的学术威望、人格魅力，乃至私人友谊，罗致了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和学术界领袖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聘请了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担任教授。举例来说，有王淦昌、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罗宗洛、贝时璋等知名科学家，有马一浮、钱穆、熊十力、梅光迪、张其昀、张荫麟、谭其骧、丰子恺等人文大师。

杨卫说，竺可桢不但注重学术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同样看重初露头角、具有良好潜质的青年学者，认为“要发展一个大学，最主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治学如此，治校亦然。杨卫介绍说，竺可桢一贯坚持民主办学,积极依靠一批德才兼备、热心教育、在师生中有威信又有办事能力的教授来管理学校。当时，学校学术机构、行政机构的主要成员，如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等人选，以“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都选派有名望的教授担任。所以当时的浙大拥有一批学术、行政“双肩挑”的干部。即使在“文军长征”条件艰苦卓绝、体制近于准军事化的特殊条件下，亦是如此。

“虽然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在处理程序和决策机制上有所不同，但决策人都是声名卓著的教授。”杨卫说，竺可桢在担任浙大校长期间，成功践行了从“教授治学”到“教授办校”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浙大得以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里依然培养出如李政道、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杰出人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记者感言：“教授治校”，非西方独有，竺可桢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身倡躬行，并未浙大赢得“东方剑桥”的美誉——面对前人的成功经验，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何去何从，不是十分清楚吗？

“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

在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看来，竺可桢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早在1926年，竺可桢就通过江浙两省人口问题的研究，认为降低人口密度是一个“不可缓之举”。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国家对于人口“应有一个政策，不能任其自由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面对人口陡增的形势，他在著作和日记中对我国在人口和资源双重压力下的前途充满忧虑。

“新中国后，他去的次数最多、逗留最长的，也是西部地区。”据中科院地学部主任秦大河院士介绍，竺可桢先生不仅是我国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研究的指导者、组织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为全面了解西部地区大自然的真实面貌，他在新疆崎岖的山路上，不辞辛苦日行千里；为了认识自然生态的垂直变化，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四川雅砻江流域一日之内，从4000多米高原下降到谷底。

“竺可桢以大量第一手观察资料为基础，吸收融合他人科学考察所得，结合当地社会人文经济情况，借鉴古代历史和国外经验，通过综合研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科学论断。”秦大河举例说，在竺可桢在《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 不然就会破坏自然而造成人民无穷的祸患”；“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互相制约、互相为用，是有它一定的规律性的。我们必须掌握推动变化的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就会使大自然走下坡路，森林可以破坏变为草原，草原又破坏变为沙荒”；

“西部地区的开发，关键在于水，应根据水资源的可能来安排工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布局，还应根据水平衡的计算，充分考虑到水源补充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1963年，竺可桢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的建议书，直陈时弊：“决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的可能和不顾自然规律的特点，采取竭泽而渔、拆东补西、因小失大的办法。如果只强调当前生产任务第一，不顾自然规律，不保护自然资源，不充分注意合理地、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势必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而达不到迅速发展生产的目的。”

“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把环境问题引入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对于当时我国一些省份只顾大量开垦荒地荒山、置水土流失于不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路甬祥认为，“在当时中国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大环境中，竺可桢先生的这些重要思想与建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记者感言：在北方沙尘刚刚散去、西南旱灾正在蔓延的时刻，听到竺先生半个世纪前的这些教诲，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竺可桢先生诞生于庚寅年，到今年正好是两个甲子的轮回。在这120年中，包括竺可桢先生在内的中国知识阶层对科学和现代化的百年追求，一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作为竺可桢先生在浙大和中科院的继任者，路甬祥院长对这位前辈的体认自然更深一层，“竺可桢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6个年头了，今天我们缅怀他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继承和弘扬他一生坚持和倡导的爱国、‘求是’精神，对于引导激励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服务国家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诚哉斯言！

 

来源：人民网 赵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