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13年间，他为浙大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提出“求是”二字为校训。抗战期间，浙大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竺可帧为选校址在外奔波，妻子张恢魂与次于竺衡先后病逝，浙大师生闻讯后均为之感动不已。抗战胜利后，竺可帧对浙大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爱国运动给予支持，所以在校内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始终占上风，以致国民党特务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前往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7月，竺可帧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随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郭沫若任院长）。他首先着手组织成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又主持完成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划、制定国家大地图案等工作。他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62年6月，他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50年定居北京后，竺可桢开始着手研究物候学，于1963年出版《物候学》一书，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晚年，他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背景

竺可帧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

他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任浙大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极相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故事

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8O0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竺可桢身为知名科学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生活。在抗战最艰去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现出这位气象学大师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