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丘宝剑*

1953年春我调到地理研究所，即受派跟黄先生学习自然地理学，当时他还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我去上海拜见他，这是彼此相识的开始。此后三十多年来，我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现就以下方面作一些介绍。

一、科学研究工作

l．黄河流域规划和水土保持

黄先生1953年到地理所后，立即投入黄河流域的规划和水土保持工作。其研究结果，部分已在报刊发表，如黄河中游流域土壤侵蚀分区图、水力侵蚀程度图、风力侵蚀程度图。他最近还就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治理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意见，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他认为，目前存在着三个大问题： (1)黄河决溢的危险日益增加，其祸根在中游黄土高原。(2)华北平原农业生产低而不稳，黄土高原尤其如此。(3)水源供不应求，差额的增长将超过人口的增长。针对这两个区域、三个问题，提出对策如下：(1)小浪底水库可列为优先项目，但施工至少得十年，不能存侥幸心理，黄河决溢可能波及的范围，如非必要，应尽量少增加固定资产，并对滞洪区作必要的部署。(2)农业产量低而不稳的主要原因是排水不良和土壤盐渍化，如得到治理，农产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但由于黄河决溢的威胁，治理重点应放在北金堤以北，其他地区分散少搞为宜。(3)农业用水节流比开源更为重要，旱农和节水农业也能高产，华北平原90％的水用于农业，省下来的水用于工矿业和城市，也许比南水北调更为经济合算。(4)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是黄河隐患的根源，其中最严重的约11.4万平方公里，擒贼擒王，先集中治理这一片，工作量就可以减少很多。

2．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黄先生负责编写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编写过程中，几次邀请中外专家讨论，以打印稿，初步草案、草案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才于1959年作为“初稿”发表。中国地理学会曾于1960年、1962年两次召开会议讨论，一致认为《初稿》有如下优点： 1)多方征求意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2)吸收了部门自然地理区划的研究成果，有坚实的科学基础。3)有鲜明的为农业服务的目的。4)是我国最详尽，最系统的全国自然区划。指出一些不足之处：1)篇幅太长，难于卒读。2)等级太多，名称太长，不便记忆和使用；省、州、县的名称和行政区的名称容易混淆。3)六个热量带的划分不妥，我国亚热带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把它和赤道带、温带的三个亚带并列，过分贬低了亚热带的地位，提高了赤道带，温带的地位。黄先生在此后的论述中，已陆续对他的区划作了某些修正。《初稿》是我国影响最大的一个自然区划，此后的全国自然区划，多是在它的基础上作简化、修正和补充研究。

3．热水平衡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

这是一个范围广阔、前途远大的科学领域，它既包括热量平衡、水分平衡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地理环境中一切热水平衡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的研究。是自然地理学最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黄先生的领导和参与下，地理研究所1962—1965年组织人员，在石家庄郊区进行了农田热水平衡的观测试验研究。当时此类研究，在先进国家也是刚刚起步，我们的人员素养、仪器性能、试验方法并不比他们差多少，但后来停顿长达20年，把差距拉大了。尽管如此，还是训练了一批热水平衡的观测试验人员，宣传了热水平衡在地理环境认识和改造中的重要作用，使之能够利用其中的理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某些问题。

4．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试验研究

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试验研究，是根据生态系统的概念，通过多变量的综合试验，研究主要环境因素对植物群体第一性的产量及其经济产量形成的作用，以及环境因素与植物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的规律，用现代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手段，求得所需的信息，摸拟客观存在的系统，建立模式，借以计算不同地域的自然生产潜力，探求限制因素，使能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稳定地提高农业产量。　 

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研究是热水平衡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和农业生产的结合，更为直接密切了。

“文革”以后，在黄先生的领导下，组织人员先在河北栾城县，后在北京市大屯设站试验。黄先生认为，大屯站的建立，带有开拓性和先行性，取得经验教训，为在我国建立更多的类似的站打下基础。大屯站试验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发展华北平原农业提供科学依据。因此他主张和美国中西部大平原的同类试验合作，这样可以少走弯路，使我们的试验研究更顺利更有效地进行。

早在二十年以前，黄先生就曾经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在技术上有三条不同途径：一是提高单位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二是建立以多年生木本作物为对象的农业；三是建立具有半工业性质的农业。上述栾城和大屯的试验，主要是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服务的。除此外，黄先生还部署力量，研究我国木本粮油的发展问题。黄先生指出的半工业性质的农业，目前农村出现的一些“生态农业”和温室栽培，已展现出现代化农业的光明前景。

黄先生还对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土壤水分平衡，光合潜力和温度与作物生产关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计算光合潜力的公式，即光合潜力(斤**／亩)=0.124×太阳总辐射量(卡／厘米2)***，光合潜力的40％，相当于粮食产量。

二、科学组织工作

黄先生到中国科学院以后，很多职务，都是任竺可桢先生的副职。例如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自然地图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等，都是竺为主任，黄为副主任。在有些机构中还逐渐接替竺为正职，例如中国地理学会，黄先生为副理事长，后为理事长。黄先生还长期担任地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和所长，参加历次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与地理学有关部分的编制工作。黄先生以其所处的地位，丰富的学识、辛勤的工作，不但对地理所，而且对地理界，都卓有建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先生密切注意国际地理学的发展动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早在五十年代，黄先生就指出自然地理学一些主要趋势：1)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其中包括三个发展方向：即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生物群落与环境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研究。2)地理环境形成过程的历史研究。3)航空照片、人工河床和水平衡试验场、人工气候室、放射性碳测定、孢子花粉分析等新技术的应用。最近黄先生又指出国际地理学研究的某些动向，例如 “数值化”，包括描述性统计、推理统计和建立模式；由离心分散的趋势，逐渐出现综合的倾向。分科愈细，综合愈重要。黄先生认为，地理学应向定量化、实验化和理论化方面发展。

黄先生曾说：地理工作既要在综合指导之下分析，又要在分析基础上综合，尤其要照顾到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地理工作者包天揽地，无所不为，但应将自己研究的一部分置于整个系统之中，力求与相邻部分互相衔接。

三、政治思想

黄先生出身贫苦，靠亲戚资助上学，所以他非常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勤奋，常至废寝忘食。建国以后，新旧对比，使他对新社会十分热爱，对共产党充满感情，工作非常积极。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和我谈过入党问题，六十年代初，他正式提出入党。黄先生在 “文革”期间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就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著中找答案。一旦有所认识，也敢于表态，敢于坚持。对“四人帮”的荒谬言论，曾明确表示不能苟同。打倒“四人帮”，他心情格外舒畅，表示要把64岁当作46岁过，大干晚年。1981年夏，他认识到等思想改造好再入党是错误的，毅然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自传。当1982年“七一”前夕支部通过他入党时，他激动得流下眼泪，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为发展我国地理学、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四、道德品质

人所共知，黄先生读书勤奋，知识渊博。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逆境中仍然能够静下来，更加勤奋、更加刻苦地读书。

黄先生很谦虚，有时甚至过了分。例如，他的贡献已略如前述。但在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和一些论文中，—再检讨自己没有贯彻竺副院长的主张，没有完成竺副院长的托付。地理所的工作没有做好，“主要责任就在于我能力薄弱，部署无方”。

黄先生的名利观念比较淡薄。他劝人做“大树将军”，也以“大树将军”自勉。1981年筹建北京大屯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我曾劝他，“年纪这么大了，搞这样困难的课题干什么?”他说：“我是为国家、为后代着想的。中国不能没有这类试验站，现在不搞，将来更困难了”。

黄先生在学术问题上比较民主，也比较严格。他写的文章，常常先给有关同志看，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修改定稿。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森林的作用问题，主要是想纠正学术界的一种偏向：说好就一切都好，说坏就一切都坏。护林、造林虽是当务之急．但也不应把森林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