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彦*

几十年来，吴传钧先生作为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总共培养出近30名研究生，其中多人成长为我国地理学界的精英；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他长期从事科学研究、业务组织工作乃至社会活动过程中，对所内外许多先后与他共事的晚辈也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与尽心的指导，从而促进了一批学术骨干与带头人的成长，提高了我国人文地理科研队伍的整体水平。对此，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也深有体会。

1950年夏，我大学毕业进入中科院地理所不久，曾在吴传钧先生负责的南京土地利用调查与地图编制课题中，参加了一两个月的野外工作。当时就感到这位留学英国的副研究员确实精明干练，博学健谈，工作非常有计划并讲求效率。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热心指导，使我第一次认识到地理科研工作的性质与课题开展的基本要求。此后几年，我因学习与工作地点调动，与吴先生见面机会很少。

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在竺可桢副院长领导下，全面开展了我国边远地区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其中吴传钧先生参加了为时四年、由中苏合作进行的的中科院黑龙江综合考察工作。1958 年地理所由南京迁到北京，建立了以吴传钧为主任的经济地理研究室。同年初，吴先生安排我参加新开展的中科院青甘地区综合考察工作。从事同样性质的科研项目，使我有机会也有必要多次向吴先生请教。他在黑龙江考察的经验和访苏工作报告都给了我很大教益，从而增强了我在青甘综合考察中独当一面的勇气与能力。参加考察一年之后，我除了完成区域性阶段报告外，曾就初步体会写了一篇“综合考察与经济地理学”的短文在《地理知识》刊出。吴先生认为，地理所既然已有不少科研人员参加了综合考察，应当根据已有工作经验，写出一篇内容全面而有分量的关于地区综合考察的理论方法的文章。于是他组织程鸿与我，在1959年末至1960年初协助他共同编写了“地区综合考察和生产力发展远景的研究”的论文。在多次分工撰写与讨论修改中，吴先生高屋建瓴而又深入细致，严格要求而又充分放手，使我受益匪浅。这篇论文在1960年全国地理学术会议宣读并在其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发表，引起国内同行较大反响，起到了进一步推动全国综合考察工作的作用。1960年春，我被调到综合考察委员会专事综合考察的经济研究及业务组织工作，虽然不再和吴先生共事，但仍能在地理学会等方面组织的学术活动中聆听教益，特别是1964年综考会与地理所搬到北郊同一座楼内办公，还可当面向他求教。令人遗憾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割断了人们的正常交往，直至1972年综考会并入地理所，我才再次成为本所经济地理研究室的一员，吴先生的同事。

1978年以后，全国科研工作驶入快车道，地理所的事业发展蒸蒸日上。吴先生一方面率领本所人文地理科研人员进行多项国家重点研究，另方面通过中科院、科协、学会等多渠道主持开展国内与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吴先生组织与领导下的许多重要的协同工作中使所内外许多与他共事的中青年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我本人在从事能源地理、工业布局与区域开发的研究工作中，仍能不时得到吴先生的方向性指点，同时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更是受益颇多。80年代初，吴先生通过与联合国大学校长的联系渠道，先后推荐我所数人到荷兰ITC进修，其中我在1980年春曾参加短期研讨班四个月。由于这是我首次出国，吴先生从外事工作的基本注意事项说起，给了我许多帮助。1983年吴先生主持由联合国大学和中科院联合在北京召开的“区域开发规划”学术讨论会，我写就的关于山西省分区发展方向的论文英文稿经他审阅修改，在会上宣读后获得了较高评价。而后在1983年我被安排率中科院地理学者代表团回访波兰。1984年开始多次参加IGU的学术活动，从而使我得到了外事工作更多的锻炼，协助他拓宽了我所经济地理学国际合作的领域。

吴先生在外事方面既能抓住关键问题不放，如积极解决我国在IGU中的席位和力争1990年的亚太区域会议在北京召开等等，又放手让中青年冲在前面，以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仅就我个人的几件事例就可说明。如1984年我首次参加IGU工业系统委员会的学术会议，中国人只有我一个，虽然作了认真准备仍感到心里没底，吴先生在事前给予我不少鼓励，使我顺利开拓了工业地理国际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巴黎开完IGU大会之后，吴先生和我应英国学术院之邀访问英国地理界。在他驾轻就熟下，使我大开眼界，返国后他鼓励我写出有关人文地理近况的文章。1987年，地理学会组团参加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中英双边城市地理学术讨论会并顺访有关大学，吴先生坚持在许多场合让我出面发言和洽谈，深感他是有意识地培养晚辈的学术交流能力。1994年，为纪念汉城（现首尔）建城600周年，汉城市政府开发研究院举行了一次“东北亚超大城市国际化战略研讨会”，此前由于我已开展中韩学术交流合作多年，韩方邀请我组团参加该项活动。考虑到吴先生尚未访问过韩国，希望他能在进一步推动中韩学术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力请他与会。他有鉴于我和其他团员都准备了环渤海有关城市的论文，就用较短的时间写成了“亚太—东亚—北京经济发展的宏观分析”一文，在会上正好起到宏观带微观的作用。加上他的权威身份，使到会的中日韩三方中，我方的表现相当突出。

多年来，吴先生担任了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职务，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此期间，他遴选了所内外许多中青年学术骨干进入各专业委员会、《地理学报》及《地理知识》（中国国家地理）编委会担任委员，在实践中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我本人曾被推荐接任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虽然感到难以胜任，但他仍不时给我提示和协助，使我得以基本完成该会的学术活动与组织调整、人员接替等任务。吴先生长期担任《地理学报》的副主编和主编，为提高学报的质量与扩大其社会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先后作为编委和副主编多年，对此深有体会。吴先生极其认真负责，提出和坚持了作者写稿、编委组稿、分工审稿、集体定稿和轮值主编等各项原则规定，坚持定期召开编委会，从而使编委们增强了责任感，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编辑水平。

在本所和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班子中，吴先生长期担任黄秉维先生的副手。他做到了积极配合、建言献策、分工负责、顾全大局。尽管在某些学术观点与具体工作中他们之间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争论，但他都能正确对待，合理处理，从而与黄先生一直保持很好的合作关系。吴先生这种身教胜于言教的榜样，对于我后来多年业务组织工作中处理好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关系，做好分内工作，也是颇有裨益的。

总之，吴传钧院士对晚辈的关怀与培育，是他一生从事地理科研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选自《吴传钧先生九十华诞祝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本文略有补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