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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橡胶防寒工作记事(作者:徐兆生)  
          2010-06-18    【关闭】  
 

作者:徐兆生*

广西橡胶防寒工作比海南保亭、文昌,广东、湛江、徐闻等地均晚,始于1959年,参加人员有:江爱良、徐兆生、王德辉、贺大良、叶芳德、王鸿烈、陆巍、弓冉(河北地理所来我所进修小气候)。

橡胶树生长极快,在适合土壤、小气候环境中3-5年长成大树可以刈胶,但它极怕低温寒害,寒潮来临气温降到“0”度时,一夜间生长多年的几十万株橡胶树死亡。所以研究橡胶寒害就是要观察整个冬季所有寒潮的全过程。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胶林不受侵害。

每年冬季候鸟南飞

每到冬天你们去温暖的南方过冬,别人认为你们太舒服了。其实不然。每年冬天不管你当年工作是否做完,都要准备仪器设备,准时出发。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火车、汽车,还有拖拉机、人力车等,好在广西在国际列车线上,北京——越南河内5次特快,单日去南宁,双日到河内,能买到一张卧铺就不错了,运行近60小时到达凭祥,下火车,乘长途汽车北上到达龙州,等农场派卡车来接还要走2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连续观测,人困马乏

广西测点分散。热作所位于龙州西北沿水口河向上大约20公里,在中越边界水口关附近,以热作所为中心向外选择先锋、北跃二个橡胶林场,共三个测点,布置相同仪器进行对比观测,每个观测点又有它特殊小气候,胶林有不同生长期,试验项目也各异。我们人员分别负责各点工作。工作量的多少以寒潮来临周期决定,平时一天观测4次。根据天气预报,寒潮到来前2天为每2小时观测1次,寒潮来临为每小时观测1次。寒潮过程少则6-7天,多达8-9天,可想工作量之大。时间长了,人困马乏是必然的。寒潮期间我们吃、住在测点上,吃由林场派人送来,住在测点边搭一个窝棚,地上铺上茅草就是我们休息睡觉的地方。一般寒潮来临,降温与阴雨同时出现,根本无法睡觉,开始几天还可以坚持,3-5天后人实在累了,坐下或躺下到观测时两个闹钟都闹不醒,有时也出现漏测。如果寒潮间隔期长,人们还可以缓过来。如果寒潮1个接着1个,大家实在难以坚持时,只得请林场轮班派人在测点负责叫醒我们,准时观测。

观测路上蟒蛇挡道

小气候观测每2小时1次,以地方时为准。北京时与地方时有1点50分时差,所以夜间3点50的1次观测是人最困最累的时候,由于是夜间一般安排至少2人一班去测点。有1次我和王鸿烈、弓冉三人从招待所出发,沿公路去测点,观测结束,返到公路上,大家边走边聊,这条路我们太熟悉了,未用手电筒,突然发现公路上有一条抽水用的大管子横着,直径约在20厘米以上,我们还未回味是怎么回事,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来“管子”。不知谁走得快一点踢了“管子”一下,“管子”突然动起了,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见到二只雪亮小灯的光向我们照来,转眼间“管子”从公路上消失,吓得我们够呛。第二天在招待所说到此事,林场同志讲“你们遇到大蟒蛇夜间出来找食过公路了,我们林场经常有人家丢失鸡、猪甚至小牛,都是被蟒蛇吃了。”从此以后弓冉不敢夜间值班了。

“全部武装”过麻风村

广西属亚热带地区,常年高温高湿,是麻风病高发区。解放前对待麻风病人是极其残忍的,病人被赶出村,永不回家,如夜间偷偷回家一旦被发现,被村人活活打死,或者在野外饿死、病死。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麻风病人,专门成立收养、治疗机构,在远离居民区集中居住。当地居民称为“麻风村”。出于历史原因,麻风病人对一般人有敌对情绪。如若接近有时会有一些过激行为,抓你或咬你,他们有一个“信念”,传染给别人,自己就能治愈。有一次麻风村也在寒害范围内,为了资料的完整,必须穿过麻风村去测点。在林场民兵护送下,我们“全副武装”,穿上风衣戴上帽子、墨镜、口罩、手套、只露出了二个眼睛,在麻风病人看来是一批怪人,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时,我们已顺利通过,完成调查任务。

一次玩笑让我呕吐二天

1959年10月,因为我同自然室的巴音等几人在北京大兴红星人民公社水稻防霜工作未结束,比别人晚几天到达广西工作点,等我到广西锋林场时,王鸿烈、弓冉等人已安排好工作。一次吃饭时,他们知道我爱吃辣椒,拿出三粒小辣椒,太小了,只有大米粒那样大小,(广西叫朝天米椒),问我敢不敢吃下,但有了条件必须咬碎不能吞服,我当时年青好胜不服输,答应他们,把三粒辣椒咬碎,当时口腔、咽喉像火烧,全麻木了,又不好吐出,全吃下了,没多久我胃里真是翻江倒海,呕吐不止,吃什么都吐,最后连水都不能喝了。一次玩笑,我呕吐了二天。在广西这种朝天米椒不是直接食用的,一般用3-5粒可以泡一瓶辣椒油或辣椒酱油。

无节假日,春节吃香蕉比赛

冬季橡胶寒害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整个期间连续观测,寒潮期间加密观测,所以就没有节假日了,只是看谁当班了。在广西三年冬季工作中只有一年春节未赶上寒潮,除了维持一天4次定时观测外,大家轻松多了,林场职工放假回家过节,我们在招待所实在无聊,那时无电视,广播也是场部办公室管,我们几人沿公路毫无目的向前走去,路上见到一卖香蕉农民,困难时期见到自由买卖的农民感到很新鲜,决定大吃一次,来个比赛看谁吃得多,吃少者付钱。结果我们3个人共吃了65个香蕉,我吃27个,王鸿烈吃24个,弓冉吃14个。当时农民自己种的香蕉,不像目前市场上那样大,7-8个才够一斤。5分钱一个,65个应付3.25元,农民只收了我们3元钱,这钱是吃少者弓冉付的。这也是我们在广西过的有意义的春节了。

六次路过桂林不敢下车去玩

那个时代对于旅游一词好像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和采纳。桂林山水原是大家向往的地方,1959-1962年我们来去6次路过桂林就是不敢在桂林下车游桂林,在现在人们的想像中是不可思议的事,你们太傻了。当时我们确实没有这个胆量在桂林下车。原因有三,其一,舍不得失去卧铺,中途下车卧铺无效,当时购一张卧铺票太难了。去时为了赶时间准时开展工作,不可能下车,回来时桂林离北京有40小时以上的车程,不愿放弃卧铺。其二,不敢贸然行事。那时强调组织纪律性,自作主张中途下车会犯错误的,回家肯定挨批。其三,也是主要的原因,财务制度不允许,当时财务制度审查十分严格,从超过车票上规定的到达日期,或无故分段买票,在报销时麻烦就大了。这完全是真实情况,谁也不愿意在单位财务上留下什么麻烦事。



*徐兆生(1935—),1958年至今在所。研究员。